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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科举制度在北宋之前，举子只要通过中央尚书省礼部的会试，既可金榜题名，成为进士，拿到进入仕途的“敲门砖”。到了宋代，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，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出现科考官员结派的“牛李党争”的教训，在原来两级考试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级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，科举的三级考试制度正式形成，即乡试中榜者为举人，会试中榜者为贡士，殿试中榜者为进士。这样，取士的决定权就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，新科进士都变成了“天子门生”。从此，参加殿试取得进士功名成为历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梦想。

殿试由皇帝出题和主持，考的是对策，与会试程序相比，简单、轻松，但是实行的是淘汰制，这无疑给贡士们在通往进士之路上增加了一道难关，不少人在殿试中遭到黜落。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《邵氏见闻录·卷二》记载：“本朝自祖宗以来，进士过省赴殿试，尚有被黜者。远方寒士殿试下第，贫不能归，多至失所，有赴河而死者。”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，少数落第者便把怨恨撒在皇帝和朝廷身上。当时华州华阴县（今陕西华阴）有一个叫张元的读书人，史料说他“负气倜傥、有纵横才”，张元想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，大展宏图，可是却屡试不第。终于有一年他获得贡士，进入了殿试，却又因成绩处于末尾而被淘汰。他因此怨天尤人，认为胸怀大志却难以施展，于是对北宋朝廷恨之入骨。大约在宋仁宗景祐年间，他铤而走险，竟投靠了西夏。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后，即任命张元为中书令。1041年，李元昊以张元为军师，率兵10万直抵好水川地区。张元献计发挥西夏骑兵优势，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，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，派小股兵力诱敌深入，大败宋军，宋军仅阵亡就高达一万多人。望着宋军尸横遍野、丢盔卸甲，张元洋洋得意，自负地在界上寺的墙壁上题诗一首：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辇，犹自说兵机。”并在诗后署名“（西夏）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”。因此一战，张元官至国相。

正因为张元当年叛宋投夏之事，给宋朝以极大震撼与教训，很多大臣因此建议取消殿试淘汰制，认为，凡是进入殿试者一律授以进士出身，以安抚读书人，防止再出现文人叛逃为敌所用之事。南宋王栐所著《燕翼诒谋录·卷五》记载：“嘉祐二年三月辛巳，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。迄今不改。是一叛逆之贼子，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。”

皇帝在殿试上根据考生的学识才华和好恶印象排列名次，将进士划为三个档次：

第一档次为一甲，仅前三名，赐进士及第，这就是所谓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他们可直接被授予官职，状元可授予翰林院编纂（从六品），榜眼、探花则授予翰林院编修（正七品）。翰林院不仅仅是修史写文的地方，而是专门起草机密诏制、参赞军机大事的重要机构，有“天子私人”之称，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大员的踏脚石，里面集中了知识分子中的精英，如宋朝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司马光，明朝的宋濂、方孝孺，晚清的曾国藩、李鸿章等都曾是翰林中人，他们或是诗文流芳千古，或是皇帝肱骨大臣。

第二档次为二甲，赐进士出身。二甲的头名称为“传胪”，可直接被授予翰林院官职，其余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再经考试考核可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，被称为“馆选”，即后备干部，日后有机会平步青云、飞黄腾达。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、清朝重臣梁清宽和何世璂等即是庶吉士出身。

第三档次为三甲，赐同进士出身，类似于今天的“享受同等学历待遇”。这群人就没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翰林院任职，他们只能去地方任职。

事实上，殿试进士排名只是一个起点，其中高分低能者大有人在。历史上一甲线上的佼佼者最终却默默无闻的甚众，他们既没有在官场仕途上大有作为，也没有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建树，反倒是二甲、三甲线上的后来居上，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，留名青史。

本版插图王进城